何曉順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廣東省器官捐獻與移植免疫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山大學器官捐獻與移植免疫研究所所長。從事器官移植臨床與科研工作33年，在無缺血器官移植、多器官移植及器官捐獻等方面取得了系統性和原創性成果。

60歲的嚴金貴曾經與死亡只有一步之遙。

掀開上衣，他腹部有一個臉盆大小的“人”形傷疤，這是他剛接受完肝臟移植手術后的疤痕。待恢復健康后，嚴金貴說自己身體里承載著另一個生命的饋贈，必須活得更健康、更有意義，才是對身體里捐獻者的尊重與感恩。

自從1977年我國嘗試第一例肝移植手術后，根據中國肝移植注冊2018年度報告顯示，我國肝移植累積總數已超過2萬例，不僅是肝臟，器官移植手術已成為挽救終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重要醫療手段甚至唯一手段。《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曾撰稿稱“器官移植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奇跡”，它為醫學領域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

什么是器官移植？通俗來講，器官移植，是指將健康器官移植到另一個個體內，并使之迅速恢復功能的手術。需要注意的是，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在現代醫學領域中，可以用于移植的不再局限于器官（例如心臟、肝臟和腎臟），同時也包括細胞和組織移植（例如造血干細胞、皮膚移植）。

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中山一院）五號樓9樓，門口沉默地坐著等待探病的人群，他們眼中或充滿希冀或暗淡無光，一門之隔的病房里面，住著他們的親友，要么已經重獲新生，要么生命正處于倒計時，隨時可能被叫停。

這里是器官移植病房，也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幾家擁有所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療中心，作為學科帶頭人的何曉順，30多年來一直與“死神”較量，一次次把患者從死亡線上拉回。

1、入行

“我一直相信勤能補拙?！?

8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大潮已洶涌澎湃，一批有理想有沖勁的年輕人紛紛離開自己的“鐵飯碗”南下逐夢，從安徽醫科大學畢業，工作3年后，何曉順決定順應時代潮流，南下去改革開放的前沿地追尋夢想。

同一時間，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醫學院作高級訪問學者的黃潔夫決定回國，入職中山一院后，準備招攬人才在肝移植上大干一番，“初來乍到”的何曉順因連續上交兩篇手寫綜述引起了他的注意?！澳菚r還在讀研究生，學校當時的要求就是半年時間將課程全部學完。進入臨床，我‘私下’跑到圖書館里一次次查找文獻，交了兩本厚厚的綜述給黃老師，黃老師覺得我挺認真自覺的，就讓我去他團隊里幫忙?！?

說起當年的因緣巧合，回憶24歲時的青澀模樣，何曉順瞇了瞇眼，不禁生出無限感慨，“我一直不覺得自己有多大的天賦，但我一直相信勤能補拙。”

▲在何曉順辦公室的一面墻上，放著30年來他在器官移植領域獲得的各類成績。

但彼時，這個被列入到20世紀人類醫學三大進步之一的器官移植，在中國這片大地上卻“水土不服”，陷入了長時間的彷徨與停滯。由于術后缺乏有效的抗排斥藥物、器官保存液體及受到相關技術制約等因素，從1977年到1983年間，全國肝移植手術僅做了58例，90%的患者在術中或者術后3個月內死亡，最長的患者也只存活了264天，一連串失敗的打擊、加上技術的高難度、天價的費用……讓當時從事器官移植的醫生們望而卻步。

繼續開展肝移植，意味著一切要從頭開始，先要進行大量動物實驗。“那幾年，條件非常艱苦，每個人待在實驗室里周而復始地和動物‘打交道’，往往一做就是一個通宵，我當時年紀小，還當起了飼養實驗室動物的工作，也有師兄受不住，中途選擇退出……”年輕的何曉順漸漸地成為了器官移植團隊的核心成員，1993年，時隔十年肝移植技術終于迎來曙光，在黃潔夫教授的帶領下，中山一院器官移植團隊完成了全國首例體外靜脈轉流下的肝臟移植。

▲1994年發表在《中山醫科大學學報》上的手術報告（節選）。/ 《中山醫科大學學報》截圖

這臺手術的技術水平實現了重大突破，無論是手術方式還是術后處理方式，均與當時的國際水平不相上下。手術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業內同行的信心，此后，國內肝移植手術進入到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直至2003年，中國肝移植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2、突破

“每一次技術創新，都來自患者臨床迫切的實際需求?！?

28歲的許麗費了些力氣才說服母親同意她的選擇——接受多器官移植手術，一次性切掉肝、膽、脾、胰、胃、十二指腸等9個上腹部組織器官。
 

事實上，她已經別無選擇。2004年5月，她被斷言，生命最多還能靠白蛋白輸液維持幾個月，當地醫院甚至拒絕對她繼續收治，自從被確診為胰腺囊腺癌合并多發性肝轉移后，許麗的生活就被放置在醫院、藥品和恐懼之間，但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逼近，還是第一次。

“豁出去了”許麗心一橫，“既然都已經被‘判了死刑’，自己這么年輕，不試就什么都沒有了。”彼時作為她信心支撐的，是她在報紙上看到關于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全國手術量位居前列的一則新聞。

當時器官移植技術在國內相對成熟，中山一院移植患者的生存率排在全國前列，但即便如此，擺在主刀醫生何曉順面前的卻是一道極難的題，多器官移植是器官移植領域最為復雜的尖端技術，當時全球僅有數十例報告，絕大部分手術是在美國匹茲堡和德國的大型器官移植中心進行?！霸诖酥?，國內也有人嘗試過多器官移植，病人沒出ICU就不幸離世了。”何曉順說，為了降低感染的風險，他一頭栽進了實驗室中，從改良動脈靜脈重建、預防膽道并發癥出現……一次又一次的操作演練后，一種從未有過的“簡化式的多器官移植”手術方式初具雛形，事后證明這種手術方式不但能有效縮短手術時間，也可顯著減少移植患者的創傷與術后并發癥出現。

▲2004年6月4日，廣州本地媒體詳細報道了這一例手術。/ 羊城晚報

雖然術后兩年，許麗還是因為腫瘤復發離開了人世，如今回憶起多得的這兩年時光，許麗的母親依然充滿感激，“我們學會了珍惜，挺好！”

今天，中山一院不但成為實施簡化式多器官移植例數全球最多的中心，術后患者5年生存率也達到了75.4%。何曉順感慨道，器官移植手術和其它手術的最大不同在于，如果不做，患者連一絲絲活命的機會都沒有，與此同時，因為供體器官短缺，每一次手術機會都顯得彌足珍貴，為了提高一點點移植成功率，醫生們絞盡腦汁，如履薄冰。

2017年7月23日，在器官移植手術室內，何曉順剛完成了世界首例“無缺血”肝移植，在護士的幫助下脫掉了沾血的手術衣。

▲何曉順的這一創新成功破解了器官移植的世界性難題。/ 中山一院官網

傳統的器官移植技術包括三步驟：器官獲取，保存以及最終的植入。此前，器官在獲取后，會用保護性的化學溶液進行灌注，降溫，然后放入0-4℃的器官移植保存液中冷藏保存，類似于用冰塊保存海鮮的道理，通過降溫來保存移植器官的“活力”。

但在這個過程中，器官已經脫離了人體，處于無血流供應的狀態，會不可避免地受到缺血、冷凍和灌注損傷；另一方面，等新肝臟移植到病人體內后，需重新恢復血液供應，這個過程醫學上稱為“再灌注”，又會面臨一次未知的風險。由于供肝要用低溫的灌注液沖洗、保存，原來殘存在肝臟內的灌注液可能在血液恢復供應的一瞬間“沖入”患者的體內，這一冷熱交替的巨大沖擊會導致患者血壓降低、心率加快甚至心臟停跳，“捱不捱得住這最后一關，醫生也沒把握”。

“器官缺血再灌注損傷是影響器官移植患者預后的最主要因素，使所有肝移植患者平均一年生存率停留在84%左右”。“不服輸”的何曉順于2014年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能否在不中斷器官血流的狀態下完成移植全過程？這個大膽的設想，經過3年不斷“實驗”，最終變成現實。回憶起手術前一晚，何曉順躺在床上，輾轉反側，“腦袋里就像過電影一樣，一遍遍演示著手術的各個環節，決不能有半點差池。”

那晚睡不踏實的還有51歲的王興國，早晨6點不到就醒了，已處于肝硬化晚期的他是“無缺血”肝移植的首例患者。

怎么進手術室？“直接走進去，豎著進去，橫著出來。”醒來后，王興國干脆坐在病床上與旁邊的親友們聊著天，語氣故作輕松。

上午11時許，在醫生引導下，王興國換上手術服，穿過長長的窄廊，走進手術室，何曉順介紹，不同于傳統的肝移植手術，“無缺血”手術的第一步是摘取器官前，先將連接捐獻者肝臟的血管接入到“多器官功能修復系統”中；第二步在斷掉原有血液供應的同時，由該系統替代人體的供血機制，從而實現平穩過渡；第三步在將肝臟轉移到王興國的體內時，先將王興國的血管接入到移植器官上該系統中，在他的血液循環系統復流的同時將機器撤離，在這個過程中，肝臟里的血流一刻都未停止過。

▲何曉順團隊歷時3年研發出全球首臺體外多器官修復系統，為離體器官創造了接近體內生理條件的灌注壓、溫度、氧合及生理支持。

王興國進入手術室后，留在門外的妻子和兒子承受著難以言說的壓力。他們不敢坐在家屬等候室，怕醫生叫家屬時聽不見，一直站在手術門外焦灼地等待至親“歸來”。

6個小時后，王興國被推出手術室送到重癥監護室，手術極為成功，母子兩人聽到消息后相擁而泣。

如今，“無缺血”肝移植術已實施82例，何曉順自豪地表示，在進行了科學比對后發現，這一技術讓供肝的肝損害降低了3/4，術后的排斥反應沒有增加，而患者在ICU特護時間縮短，患者的總體生存率預計將提升10%左右。

▲早上進行了一臺“無缺血”肝臟移植手術，最關鍵的步驟依然需要何曉順主刀，幾個小時下來，汗水已經浸透了衣服。

2021年4月，何曉順團隊的《無缺血器官移植技術開啟“熱移植”時代》項目榮獲2020年度國際質量創新大賽特等獎，這也是我國首次榮獲此項大獎?！睹绹浦搽s志》發表評論，認為這將是“器官移植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世界移植協會主席 Nancy Ascher 表示：“無缺血器官移植可以拓展至心、肺、腎等移植領域，并可向全球其他地區推廣，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

3、捐獻

“沒有器官捐獻，器官移植就無從談起！”

1747811。

這是廣州白領王宇的一個新編號，他通過網絡查找到“施與受”網站，進入“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頁面，提交姓名和身份證號后，成為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登記備案的第1747811名器官捐獻志愿者。

▲“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頁面。/ 網絡截圖

王宇把這次捐獻，作為送給自己34歲的生日禮物。將登記卡分享到朋友圈時，他寫道：“當不得不面對生命的消逝時，或許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活著，贈他人玫瑰，留有余香。”王宇并不是個例，據最新發布的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報告顯示，中國累計器官捐獻志愿登記人數已超過315萬人，從2016年到2019年，中國每年完成器官捐獻分別為4080、5146、6302、5818例，捐獻數量位居世界第二。

▲2015-2019年中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 數據來源：《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報告（2019）》；制圖：39深呼吸

“這在十幾年前完全不敢想象?！焙螘皂樢廊挥浀檬畮啄昵八谛麄鳌吧砗缶璜I”所面臨的窘境。雖然90年代后中國器官移植進入了快速的發展期，但由于國家沒有器官捐獻的渠道，只能依靠死囚器官為主，因不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和全球移植界共同遵守的倫理準則，中國移植界一直面臨“三不”限制：不承認臨床移植成果；不允許在國際權威雜志發表臨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國移植專家加入世界移植組織。

2007年，國務院頒布《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明確規定器官捐獻的來源和公民捐獻器官的權利。身處臨床一線的何曉順率先嗅到了其中政策的變化，“器官移植靠死囚一定不會長久?！焙螘皂樆貞浾f，那時他帶著所有器官移植科的醫生手術之余跑去基層醫院做工作，告訴他們器官捐獻的重要意義，教基層醫護人員如何給腦死亡的患者家屬做思想工作……“中山一院在業界是響當當的大醫院，平時都是基層醫院‘求’我們去會診、手術，現在換我們‘求’他們，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保存遺體的完整是對逝者的尊重。”何曉順表示，當時不少內科醫生或者基層醫護人員還是“談捐色變”，除了對捐獻和移植的醫療效果持一定懷疑態度外，也有在緊張醫患關系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

▲有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表示，短短一句“您愿意捐獻器官嗎”，要開口問出來卻十分艱難。/ 公益微短片《“移”路同行》（張藝謀執導）截圖

“我們曾被家屬圍攻過，辱罵過……”何曉順回憶道，有時他也會拿自己和團隊成員作為器官捐獻志愿者為例，去周邊大大小小上百家縣市級醫院宣講，以期降低大家對身后捐獻的“敏感度”。就這樣，在何曉順團隊不遺余力的推動下，基層醫院醫生們的態度也從最初質疑到逐漸接受再到主動參與，有了巨大的轉變。

2012年，中山一院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公民身后器官捐獻成為首要器官來源，這給當時已經離開中山一院并且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潔夫教授極大信心，之后，在黃潔夫教授的推動下，從2015年1月1日開始，中國宣布廢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唯一合法的渠道。

數據顯示，我國器官捐獻的總體數量雖然位居前列，但人均捐獻數量卻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遠低于絕大多數歐美國家的水平。2017年，作為全球人均器官移植數量排名第一的西班牙，其每一百萬人中約有113人接受器官捐獻，同年歐洲的人均值為60人、世界人均值為25人，而我國人均值僅為11人，在世界上處于中下水平，我國器官捐獻人均比例過低導致器官移植供需矛盾依舊非常突出。

在我國，每年約有30萬患者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而亟需器官移植，其中僅有1萬人最終能夠獲得器官移植的機會，大量患者在等待器官過程中死亡。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主任王海波曾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在每完成一例移植手術，器官移植的等候名單就新增兩人，有將近60%的腎臟需求要等待一至二年，有超過40%的肝臟需求要等待至少一年。有些醫院甚至因為缺少供體，幾年都沒有完成一例移植手術。

▲60歲不到的張叔肝硬化晚期，隆起的肚子里全是腹水，躺在病床上的他靜靜地等待合適的肝源。

器官移植，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饋贈，擺在以何曉順為代表的移植醫生面前的挑戰依然任重而道遠。

4、重生

滿面紅光，腰板硬朗、穿著時尚……第一次見64歲的老張，你能直接感受到他渾身上下散發出的精氣神，絲毫看不出幾年前曾被醫生判了“死刑”。“第二次人生當然要活得更精彩！”老張笑著打趣道。

老張其實已有三十多年的乙肝病史。經年的肝病，讓老張常年便血，喘不上氣，腹部也時常脹痛?！罢f話喘不過氣，去趟廁所從馬桶上站起來都喘氣，幾乎什么都干不了。”因為沒力氣，老張連最日常的澆花、遛彎等活動也做不了，只能選擇靜臥。

但病痛并沒有放過他，近幾年，除了越來越重的癥狀，渾身上下都癢。“癢得太難受了，全身上下到處都撓破了。”這種癢，讓老張一度有“還不如死了算了”的念頭，但求生的欲望又如此強烈，最后老張決定找何曉順嘗試肝移植。

移植手術后第一個月，原來頭發已經全白的老張，竟然重新萌出黑發，并且越來越多，越來越密。“就在某個時刻，我突然覺得我不再是一個人活著，而是兩個人在活著?！敝匦禄钸^來的老張，更明白活著的意義，他決定帶著另一個人的生命將余生投入到公益事業當中。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醫師趙強是何曉順的學生，來到科室11年中，見證我國肝移植技術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歷程，看著每一個器官移植后的病人重新書寫人生，他自己也感觸頗深，“作為醫生，我們也想把這一份來自捐獻者沉甸甸的愛以最好的狀態移植到受體體內?！?

▲一踏入病房，何曉順立即嚴肅起來，一旁的年輕醫生們“嚴陣以待”，等待隨時到來的抽查提問。

此外，所有與器官移植相關的醫生們都在努力解決另一個棘手的問題，目前我國器官獲取與移植的平均費用在30萬元至60萬元不等，昂貴的移植費用，讓不少普通家庭望而卻步?！敖酉聛砦业南敕ㄊ前选疅o缺血’肝移植技術標準化，這樣就不會因為一個醫生水平的高低而導致結果的差異，就像一部車換發動機一樣，只要換上新的發動機，擰上螺絲就可以了，這樣器官移植手術難度以及手術花費也會大幅降下來?！焙螘皂樥f。

器官移植，給了生命新的曙光，為了讓這道曙光惠及更多人，黃潔夫、何曉順、趙強，以及其他許許多多與器官移植相關的醫生們的努力早已不局限在病房之內。